記錄在日本九州的工作日常
最近我做的工作，是政府的XX部有筆資金募集一些通識老師的課程。
最近遇到一位國立大學的教授，教音樂的。
已經是教授、甚至還兼了好幾個位置。
但她開口閉口都是那最多還可以給多少預算？
這麼少的錢，我跟我的博士生助理可能沒辦法做出好的品質。
實際上我們給他的預算已經是所有其他老師的兩倍了。
其他做過這單元的教授多半都是熱心、對教育有熱忱，
想分享自己的課程出去的人，除了製作費以外，
從來不問自己的Pay有多少，大概是因為他們已經是教授了？
甚至有些只是兼任講師。
但由於他們都不問自己的酬勞，反而在事後，
我們都會撥一筆六萬到十萬不等的稿費酬謝他們。
但這位教音樂的教授，在台灣地位還不小，
算是音樂的龍頭，
卻是這樣的態度，不禁讓我為這樣的台灣感到悲哀。
她對我說：我做出來的這東西，教育部拿去後可以重複播放，
那麼版權也是歸教育部所有？萬一以後我要拿回來使用，是不是就不行？
我這博士生，是今年ＯＯ獎得主，他對剪接影片、拍攝都很拿手，
他還是國內的第一把交椅，
如果我們是這麼用心做這課程，而且課程內都是我的智慧財產權，
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這詳細的經費規畫是怎樣的程度？
例如：老師的稿費最多是多少？助理的費用最多是多少？
交涉過程中，我不斷告訴她，我們做這樣的事情
做台灣音樂的課程，是為了宣揚台灣，
但她渾身上下散發出對金錢斤斤計較的味道。
口口聲聲的我為教育，我為台灣。
我嗅到的只有＂骯髒＂。